伴侣出轨，床头柜放置录音笔取证——证据效力的认定，实体与程序的价值取向

案情：

妻子怀疑丈夫外面有人女子在丈夫床头柜放置录音笔。

王女士今年31岁，西安人。2013年和张某结婚，两人都在企业上班。次年2月儿子出生。婚后不久，张某被单位外派至江苏工作。王女士说，开始每次出差10天左右，回西安待三四天，后来回西安次数减少，每次停留时间也变短了，她和儿子住一间房，张某回来后单独住一间，她发现张某在家经常接电话时偷偷摸摸的，就怀疑丈夫出轨，并开始寻找证据。一次，张某回来休假，王女士趁其酒后昏睡时猜出其手机密码，看见手机内有多张和其他女性的合影，还有住宿记录、手机录像等，“一看就是两人在外地同居，并一起去旅行。”
为了进一步寻找证据，王女士在张某的卧室床头柜放置录音笔，录到张某和其他女性裸聊的语音。2019年4月，王女士向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与张某离婚，孩子归她抚养，位于城北的一处房产归她所有，分割夫妻共有的其他财产等。王女士向法院提交了张某的手机截屏、手机中的录像，以及张某在成都、内蒙古等地旅游的朋友圈截屏和录音音频作为证据。庭审中，王女士陈述自己和张某早已分居，她主张离婚的原因是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及存在家暴、酗酒等恶习。被告不同意离婚，并辩称，外出工作是为了维护家庭生活，并已申请调回西安，而王女士说他婚内出轨纯属猜忌。

法院认为：

对于王女士提供的证据，两人虽系夫妻关系，但依然在婚姻中享有作为独立个体的隐私权，被告的手机系承载其个人隐私的载体并设置了密码，原告采取猜测密码的方式进入被告手机拍摄所取得的证据，侵犯了被告的隐私权，故其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确认无效。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也侵犯了被告的隐私权，其合法性法院也不予认可，并确认无效。法院认为，两人是自由恋爱，婚姻基础较好，原告主张被告与其他女性存在不正常男女关系，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侵犯被告隐私，法院认为无效，故原告的上述主张并无相应证据，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之间虽因被告长期在外地工作等原因造成矛盾，但被告有意改变现状，并以调动工作的方式解决两地分居现状，原被告更应该在日后的生活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互相理解。2019年6月10日，未央区人民法院驳回王女士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

王女士认为：

12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女士说，她将录音笔连续在张某睡觉的房子里放了7天，每天晚上张某回来前她把录音笔放在床头柜里，早上其离开后她拿走录音笔回放寻找证据，“每次录音七八个小时，我白天基本上都边上班边听录音，还要给录音笔充电，晚上再放回去，前面6次都没什么内容，第七天晚上录到了张某和其他女性裸聊的音频。”王女士认为，双方互相忠诚是婚姻的基础，她提供的都是很重要的证据，没想到法院竟然不支持。认为这样的婚姻实在没必要维系，在未央区人民法院判决满6个月后，2020年6月，王女士又在张某的居住地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另行起诉。目前，此案还在审理过程中。

个人认为：

个人隐私权利不能等同夫妻双方的隐私权，利且个人隐私保护不能突破公平正义的底线。

《宪法》《民法总则》《民法典》等多部法律对公民隐私权利予以保护，但对于夫妻之间的隐私保护界线尚未有一部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夫妻系婚姻关系形成后的称谓，夫妻双方的隐私权利源于个人，但与个人隐私应有不同。《婚姻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夫妻间的忠诚义务，在婚姻中对于涉及夫妻之间感情、生活等行为或事件夫妻双方均应当享有知猜权，在此情形下个人隐私的权利应当予以限制，权利的范围不应与法律所保护的个人隐私所等同，故在本案中法院以侵害个人隐私为由对于王女士的证据予以排除存在一定纰漏。

法律永远处于社会道德的基础之上，社会道德约束不了的行为就有法律来规范，而社会道德所摒弃的行为，法律不能脱离社会道德甚至违背社会道德。

另，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汲取法律推崇的价值取向，对未做具体规定的行为予以适用。

现行《婚姻法》第4条规定了夫妻之间有相互忠诚的权利与义务，第3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同时第46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重婚或同居，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无过错方为了依法维权必然要极力调查取证，其调查取证是基于对方的违法事实所展开的，这是无过错方获取证据的前提，法律应当积极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个人隐私的保护是有边界的，隐私的保护不能突破公平正义的底线。

审判人员在审判时不能一味的搬用法律，应该树正自身社会价值观、人生观的同时，将正确是价值观结合法律对案件进行审判，保证判决结果更有利于社会的正向发展。夫妻一方隐私权的保护若与夫妻法定权利义务相冲突，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保护应当保障，应当体现公平性与正当性，隐私权不是违法行为的“遮羞布”，受害人合法权利的依法积极保护应当在司法实践当中毫无折扣地落地，由此法律的权威性与公平性才能在现实当中得到彰显。